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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香港,一众行业人士齐聚亚洲国际电池及储能技术展(TBSA 2026),三天丰富的议程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全球动力电池与储能产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深度协同”。本期,我们聚焦从TBSA上传递出的技术路线、市场需求,听听行业专家如何解读。

香港的新坐标:从研发高地到“超级连接器”
走进香港生产力促进局轄下的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HKPC APAS)的展台,涵盖半固态电池、氢燃料及新型储能等的八项前沿技术吸引了不少国际买家的驻足询问。这不仅是香港科创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更让你感受到:这座国际金融中心,亦正在积极寻求自身在全球新能源价值链中的新定位。
在与HKPC APAS总经理都永海先生的交谈中,他首先阐述了APAS过去一年中最为核心的变革。“我们过往的很多工作都是以应用研发为主,而现在,除了研发项目,我们也提供大量的技术服务和咨询顾问项目。这确保我们的技术可以直接落地。截至目前,APAS的项目构成中,已有约四分之一是技术服务项目。”
这种转型并非闭门造车,而是精准地回应了市场的需求。都永海表示,APAS正在积极拓展其服务网络。从去年开始,他们先后与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山东科技大市场以及雄安的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我们深刻意识到,无论在内地、中国香港还是全球,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电池技术。我们希望多了解前沿科技,多认识业界的朋友,了解他们的创客生态和合作的可能性。”
而更重要的目标,则是帮助内地优秀的科技创新成果“出海”。都永海认为,当前內地企业出海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水土不服”。“他们通常习惯了在国内的政策、制度、标准和使用习惯下运作,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思维模式。但当他们走出去,如果还用原有的做法和思维去处理海外落地,就进入了误区。”在他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在于“标准”。
“我们的生产制造、材料、检验、测试标准都是基于国内成熟的体系,但这能否直接沿用至欧洲、马来西亚或印度?对国际用户来讲,他第一时间能理解的是国际标准。”都永海指出,香港历史上一直采用国际标准,无论是ISO、IEC还是CE,这恰恰是內地企业通向国际市场的桥梁。“我们可以帮助內地企业,将它们的技术对标到国际标准,用国际买家能理解的技术语言进行沟通。”
他进一步用“港车北上”的例子生动说明了中国香港的独特价值。“为什么中国香港需要转换插头?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万国车’试验场。”他给出了一组最新的新车注册数据:特斯拉,比亚迪和宝马分别代表了美标,国标和欧标的产品体系,三者销量差距极小。这种多样性,是內地市场所不具备的。香港正可以利用这种国际化背景,帮助内地企业适应全球不同市场的需求。除了标准对接,APAS还通过与香港各大学的紧密合作,扮演着“转化器”的角色。
当然,中国香港的优势远不止于此。都永海随后向我们透露了APAS正在推进的一项极具战略意义的项目——利用香港运行了160多年的煤气管道。这些管道中输送的煤气,其氢气含量高达50%。“我们设想,如果在遍布全港的煤气管道中,选取合适的地方,将煤气里的氢抽取、提纯出来,是不是就能直接变成一个加氢站?建造成本是不是就能大大降低?”他透露,APAS正就这一构想进行技术和商业可行性研究。
这个项目的意义远不止于香港。都永海强调,内地目前进行掺氢测试,5%到10%的比例已被认为是相当激进的。而香港50%的掺氢比例,背后是一套极其复杂的体系保障。“如果我们能把在香港这种超高密度、超大城市环境下的安全抽氢、制氢做成,对于內地大城市如何安全利用城市燃气作为氢源,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他进一步透露,APAS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建立香港第一个氢气燃料实验室,为香港安全用氢提供质量安全保障。
“背靠祖国,联通国际,发挥内联外通的作用,才能最大化地发挥我们的优势。”都永海的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香港在新能源时代的新坐标——从一个纯粹的研发中心,转变为一个能够切实服务产业、推动技术落地的“超级连接器”和“国际出海港”。
全球共识:合作是唯一出路
如果说中国香港的角色是连接中国与世界,那么在TBSA的现场,我们更能感受到全球新能源产业内部那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张力。北美最大的清洁交通非营利组织CALSTART首席执行官Michael Berube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来自北美视角的深刻洞察。他指出,尽管美国政府退出了多项国际气候协议,但美国在电动车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并未停止。他分享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美国在电动车和新能源领域的并购交易和技术发展支持上,仍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在持续。”——这充分说明,从全球范围看,新能源仍然是一个持续强化的方向。

对于中国企业出海,Berube给出了中肯的建议:必须认真考虑本土化。“这是欧洲正在推动的趋势,我认为也将成为北美推动的方向。这能缓解当地的担忧。”他相信,健康的市场竞争有助于推动成本下降和性能提升,但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合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汇集美国、亚洲和欧洲的力量,进行更多的协作,共同努力。电池可追溯性、关键原材料可追溯性和回收利用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也许各国可以在这方面开展合作。”
他的观点与CALSTART的全球战略一脉相承。作为一家连接政府与产业的机构,CALSTART正致力于推动全球40多个国家共同迈向净零交通的未来。在Berube看来,技术的全球合作与本地化应用并行不悖,“我们必须全球创新,并本地规模化”。
而欧洲的声音则更为具体和务实。欧洲储能行业协会(EAEST)副秘书长Rob van der Gulik,直接点破了亚洲企业在进入欧洲市场时常有的三大误解。他认为,欧洲不是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市场”。“如果你的解决方案无法融入其监管和金融体系,那么即使价格最低也毫无意义。”他强调,认证只是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欧盟的电池法规、电网规范、网络安全等全方位的合规,才是企业获得运营许可的基石。
更关键的是,欧洲的储能项目本质上是金融资产。“投资者不是根据你宣称的5%寿命周期优势来融资,他们基于信任、产品结构、风险分配以及未来15到20年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来决策。”Gulik直言。因此,对于希望在欧洲市场取得成功的亚洲企业而言,需要的不仅是优质的产品,更是建立长期信誉、融入当地生态系统的决心和能力。
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声音,共同构成了当前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核心议题: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如何平衡国家战略、市场竞争与全球合作?正如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学术发展部副部长李天稳所言,当前产业面临的“核心材料与先进电池技术商业化、国际标准体系协同、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电池安全与循环利用”等挑战,非单一企业、单一区域能够破解。“唯有秉持开放合作、协同创新的理念,方能携手破局,聚力前行。”
技术路线的博弈与融合:向“场景适配”迈进
在展会期间,关于技术路线的讨论是焦点之一。在专家的眼中,正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场景适配”趋势。

Berube认为,氢能从长远来看绝对是能源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它不会成为乘用车的主流选择,因为其经济性无法与纯电动匹敌。他预测,氢能将在重型卡车、远洋船舶、钢铁生产等难以电气化的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新加坡电池联盟(SBC)技术总监Sing Yang Chiam博士的观点更为具体。“对我来说,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的电气化,已经使其成为一个氢能很难取胜的市场细分领域。”他从加氢站成本与实用性、车辆效率以及绿氢的可得性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即使在重型卡车领域——这一氢能与电池技术仍在激烈竞争的战场——动力电池正通过商业化部署证明其可行性,而氢能项目则在全球范围内遇到了一些困难。
泰国电动车协会(EVAT)荣誉顾问Krisda Utamote则从基础设施的角度指出了氢能面临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局。“与电动车可以在任何地方充电相比,加氢站的建设需要巨额投资。在未来5年内,我预计氢能不会有大幅增长。电动车将凭借更快的充电速度和更长的续航里程,普及速度仍将远快于氢能。”他同样认为,氢能的机会将首先出现在商用车领域。
在都永海看来,对于充电和加氢两种技术在香港及大湾区的未来,必须坚持“因地制宜”。他指出,香港的城市化进程远超湾区其他城市,基础设施条件不同,不可能用一个方案解决所有问题。因此,APAS将氢能生产和使用作为发展重点之一,并依托香港独特的煤气管道资源进行探索。

而对于非传统储能技术,Chiam博士指出,固态电池最初以高能量密度作为切入点,但如今锂电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能量密度,尤其是基于当前轻型车辆的应用需求来看。因此固态电池的真正优势可能在于其制造工艺带来的环境优势,以及那些确实需要如此高能量密度的特定细分市场。而钠离子电池则主要依靠成本竞争,但其优势尚未完全实现,且像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国家对其低温性能并无需求。
小鹏汽车电池总成总监从长杰从主机厂的角度提出了对下一代电池技术的需求。他强调,在追求更高续航和更快充电的同时,安全是根本。小鹏正在通过智能检测、AI电池医生等技术,不断逼近电池的应用边界。他展望了机器人、飞行汽车等新生态对电池提出的挑战——更高的能量密度、更大的功率输出和绝对的安全保障。“面对这样的战,仅靠一家企业很难做到,我们需要融合整个供应链的力量,融会贯通,充分的合作。”
奇瑞集团芜湖埃科泰克动力总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志福则从混动技术的角度,展示了动力技术演进的另一条路径。他认为,混动技术并非暂时的过渡,而是电动化的重要基石,更是汽车与储能技术深度融合的起点。在他看来,无论是纯电动、混动还是氢能,最终都服务于低碳出行的宏大目标。

供应链的重构与挑战:从“效率优先”到“韧性为王”
过去几年,全球动力电池供应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波动。从原材料价格的暴涨暴跌,到地缘政治引发的贸易壁垒,再到区域化生产的呼声高涨,“供应链安全”成为了所有从业者都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TBSA展上,关于供应链的讨论贯穿始终。Berube认为,当前全球动力电池供应链最薄弱的环节,恰恰是技术的持续演变与长期投资之间的矛盾。“如果产能过度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制造商就会希望拥有全球化的多样性。”他从新冠疫情中得到的教训是,单一来源的供应极易中断。因此,创造供应链的多样化至关重要。
宁德时代的John H. Kwon在参与一场关于资本市场与并购的圆桌讨论时,从产业链整合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要真正在电池行业生存下来,仅靠制造电池是不够的。“行业的核心在于如何获取和加工原材料,以及谁制造了那些进入电池电芯的部件。”他认为,拥有从上游到下游的垂直一体化能力,是电池企业控制成本、抵御风险的生存策略。
他进一步分析了地缘政治对供应链的影响。“规则正在不断变化。”他认为,全球正在形成不同的贸易板块——美国市场、欧洲市场,以及东南亚等相对自由的市场。这种割裂正在对可再生能源的普及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因为成功的市场依赖于优化的全球供应链。“如果供应链被切断,必然会增加可再生能源产品的成本,影响其经济可行性。”

在谈及资本市场的角色时,Kwon表示,香港正成为内地电池企业国际化融资的重要平台。由于国内资本出海受到一定限制,香港IPO为这些企业提供了用于海外建厂、全球扩张的资金。但他也提出警示,随着越来越多的电池企业涌向香港上市,投资者需要仔细甄别,尤其要关注企业的知识产权(IP)实力。在他看来,电池行业竞争激烈,拥有自主研发能力、能不断创新的企业,远比单纯依靠复制和价格战的企业更具投资价值。
Kwon还在讨论中特别提到了储能系统(ESS)的爆发式增长。他认为,ESS正在开启一个全新的范式。随着全球能源消耗的不断增长,将可再生能源(风、光、潮汐)与储能系统相结合,可以构建一个真正的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能源可以被储存、交易,这将彻底改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泰国电动车协会的Krisda Utamote则从市场落地的角度,指出了供应链本土化的必要性。他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的目标是提升电动车普及率,而这需要本地化生产的支持。“新的投资,比如电池生产,必须在本地进行。电机生产也必须本地化。”他相信,中国供应商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潜力巨大,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进入东盟市场,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为当地市场提供解决方案,满足本地化率的要求。
欧洲电池企业PowerCo的新产品开发负责人Luna Sanchez女士,则从欧洲视角出发,强调了电池技术在实现电动出行愿景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大众汽车集团的电池子公司,PowerCo正致力于成为“欧洲电池技术的驱动者”。她介绍了其“统一电芯”战略,即用一种标准化的电芯格式覆盖集团80%的车型,从而大幅降低开发和生产成本,同时在化学体系上保持灵活性,为未来钠离子等技术留出空间。PowerCo采用的“全球创新、本地生产”模式,也体现了跨国企业在应对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时的战略选择。
结语:在竞合中前行
TBSA 2026的帷幕已经落下,但关于全球新能源产业未来的思考仍在继续。我们既能感受到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在技术路线与产业政策上的博弈,也能看到产业链上下游为构建更具韧性供应链所做的努力;既能听到关于不同技术的热烈讨论,也能体察到行业对现有技术的极致挖掘与成本优化。
这次展会传递出的最强烈的信号或许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合作本身正成为一种最确定的战略选择——跨越国界、跨越领域的深度协同,都将是驱动产业前行的核心动力。希望我们开启的每一场对话,都将缩短开发周期,打开新市场,降低项目风险,加速全球部署。而这,正是实现能源转型所迫切需要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