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工业资源APP
了解工业圈,从荣格工业资源APP开始。

“十五五产业政策”的主旨是由量转向质,聚焦创新生态和AI+基础设施普及,传统补贴将退坡。消费率提升之下更均衡的增长,也有利于科技和产业持续升级。
10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将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约占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30%。近年来,中国产业从“量”到“质”转型,制造业结构已由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步升级至电动车、电池、机器人等高附加值领域。中国的科技领域也在迅速崛起,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通过算法优化、开源模型和应用创新,中国已构建起强大的AI生态体系。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也正成为人形机器人等新一代机器人创新的全球中心。预计到2050年,中国将占全球人形机器人存量的约30%。在生物科技方面,中国也在逐步成为创新引领者,正迅速缩小与全球领先者的差距。我们的中国医药团队预计,到2040年,中国原创药有望占美国FDA批准药物的35%,远高于当前的5%。
与此同时,中国的AI战略正在重塑整个工业格局,重点是推动AI在“实体经济”中的广泛应用——从制造、物流到医疗和消费服务。超级应用的普及、AI原生应用的快速采用,以及AI在工业流程中的整合,正在提升生产率并创造新的商业模式。中国的数据中心依托充足的绿色能源和投资,将为下一波AI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支撑。
“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发布,为未来的产业政策和结构性举措提供了更多指引。下文是我们对于“十五五”期间科技与发展战略的主要观点。
政策稳中有变,科技仍为主线
“十五五”期间,中国经济转型将持续深化。面对投资回报递减、人口结构压力加剧以及全球不确定性上升,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推动科技驱动的经济增长。预计政策将保持延续性,同时适时微调:科技创新与产业链安全仍是重心,但通过产业政策的优化和经济再平衡的逐步推进,应对低物价压力,化解存量债务风险。
我们认为,经济再平衡有助于实现安全目标。随着中国供应链在更多领域实现全球领先,传统产业政策和基建投资的回报率逐步下滑,通过社保改革推动消费内需变得愈发重要。预计未来政府将渐进但持续地夯实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设定适度且灵活的增长目标(接下来五年平均增速约4.5%),使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逐步缩小产出缺口并实现温和再通胀。
推动前沿标准,加快AI应用
科技和创新层面,“十五五”致力于培育战略性新兴行业并打破供应链瓶颈。“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高端制造和生物技术。与此同时,决策层将推进专项技术攻关,聚焦先进半导体、高端组件和先进材料的“卡脖子”问题。这些发力方向不仅体现了把握新一轮产业和科技浪潮的紧迫性,也有助于在基础知识与应用知识之间建立动态反馈,推动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产业升级层面,重点在于深化人工智能在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重新定义生产力。AI在制造、物流、医疗和消费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是关键。中国独特的AI生态系统——超级应用以及AI原生应用的快速普及,将助力中国经济实现效率提升,并有效对冲人口结构压力。
拥抱创新,摆脱内卷
预计中国的产业政策将持续演变,逐步减少对以规模为纲的直接补贴的依赖。这是因为,在行业逐步接近生产力前沿时,此类传统的产业政策反而容易引发逐底式竞争,从而抑制创新。政策逐步转向促进良性、创新驱动型竞争,推动市场准入,鼓励“创造性破坏”。可能的举措包括:制度化推行“反内卷”遏制低效竞争、提供定向研发激励(创新的正外部性容易导致投入不足)、持续加大基础科学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以及降低服务等行业的进入壁垒。
渐进地向消费缓慢再平衡
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消费需求驱动。预计政府将通过温和的社保改革,结合“以旧换新”及潜在的服务消费券等促消费举措,逐步推动经济向私人消费倾斜。
加强社会保障不仅有助于提振消费,还能促进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增长。首先是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家庭部门能够将更多资源用于提升技能和健康水平。其次,社保改革还将缩小地区差距、提升劳动力流动性、优化资源配置。最后,稳定的国内需求将为高端产业提供有力支撑,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需求驱动型增长最终将营造更良性的竞争业态,企业将以创新和质量为核心竞争力。
调整地方激励机制
重供给背后的制度成因,首先是,增值税等间接税鼓励生产而非效率,产量越高税收越多。其次,GDP统计更重生产,以此为主要指标的干部考核体系形成反馈循环,强化了对数量而非质量的系统性偏好。
重塑财政和激励机制,推动经济向消费再平衡。为引导地方政府促消费,去年三中全会再次提出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但消费税仅占税收收入9%,增值税占比高达38%。为进一步纠正生产偏好,决策层可重新平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减少以项目为基础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持。更大力度改革可能包括完善干部考核标准,重点转向居民消费和民生保障;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

